四
爱因斯坦的双重国籍身份，看似方便，其实埋下了许多隐患。1924年，他获得访问南美的机会。尽管使用普通护照也可以出国旅行，但回程通关特别麻烦，也有不少限制。加上他又任职于国际联盟智力委员会，他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申请外交护照。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以瑞士人自居，所以他首先向瑞士驻德公使馆申请外交护照，但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签发这种护照不是惯例”。面对北方的强邻，瑞士不想找麻烦。对他们来说，爱因斯坦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他应该首先求助于德国当局。这等于拒绝了爱因斯坦。受到委屈的爱因斯坦，在1925年1月21日去了德国外交部，要求给他颁发外交护照，理由是他是国际联盟智力合作委员会的成员，要经常出国参加相应的活动。
外交部副部长海尔布隆（Friedrich Heilbron, 1872-1954）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爱因斯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可以让他在国外更好地宣传德国，为德国争光。对于孤傲的爱因斯坦来说，能解燃眉之急，也就不管其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了。
最后，外交部以非常规手段，给爱因斯坦颁发了由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Gustav Ernst Stresemann，1878-1929）签发的外交护照。拿着这本刚出炉的外交护照，1925年3月5日爱因斯坦就乘坐“波罗尼奥角”（“Cap Polonia”）号蒸汽船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2]
尽管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遭到当地一些德国侨民的反对，但他的南美之行受到德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高规格接待。按照他在旅行日记中所说：“我对他们来说是一朵臭花，但他们还是把我插进他们的扣眼中。”[13]
德国领馆对于爱因斯坦的南美之行，评价甚高。就文化影响力而言，德国在南美一直被宿敌法国远远压在后面。在爱因斯坦访问之前，德国是没有办法扳回颓势的。但“现在，一位德国学者第一次来到这里，他的名字享誉世界，他天真、和蔼、也许有点不谙世事的态度对当地人格外具有吸引力。人们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反击敌人的谎言宣传，来摧毁德国野蛮的童话。”“爱因斯坦教授的访问促进了人们对我们文化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的威望，比其他任何学者都要成功。”[14]
爱因斯坦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德国外交宣传的工具，尤其是成为反法文化政策的工具。拿着德国外交护照，自然会得到一些通关的便利，但却无法拒绝一些他从内心深处非常厌恶的活动。他在日记中承认，“整天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让他开始感到难受。”两个多月的南美之行，从学术意义上讲，毫无建树；他带着疲倦之躯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为恢复德意志帝国的国际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德国在1926年加入国联，德国科学界重回国际科学大家庭，德国当局发现爱因斯坦对外宣传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在之后的外交报道中，就出现了许多怠慢、讽刺的字句。以1931年3月14日爱因斯坦52岁生日当天访问维也纳为例。德国驻奥地利公使克洛狄乌斯（Carl August Clodius，1897-1952）给外交部的报告充分反映了德国当时的情况。人们希望尽可能少地与爱因斯坦打交道，“因为他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左翼”。过去，在欢迎爱因斯坦时，各国首脑、总统和部长们都坐在前排，现在人们更愿意远离他。“教育部长和各大学校长都没有出席爱因斯坦的讲座”。“爱因斯坦教授也没有受到任何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接待或邀请，尽管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到维也纳。”[15]
他的和平主义言论受到帝国内政部、帝国公共秩序监督委员会和政治警察的怀疑。柏林警察局专门为他建立了秘密档案。他的活动受到了监视。爱因斯坦与当局的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政治上不再有用。不仅如此，他还变得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