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正在赴日访问的途中。按理，应该由他所在国驻瑞典的公使代为出席1922年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问题来了，究竟该由谁代表爱因斯坦呢？德国公使和瑞士公使都宣称爱因斯坦是本国人。爱因斯坦的国籍问题，一下子成为焦点。
其实，德国驻瑞典公使纳多尔尼（Rudolf Nadolny，1873–1953）心里没底。他在1922年11月25日给外交部发电报询问该如何应对。从外交部了解的情况来看，爱因斯坦实际上是瑞士公民。外交部将这一消息暂时隐瞒，没有及时给公使回复，而是让文化部给出意见。该部的实际负责人克吕斯（Hugo Andres Krüss，1879–1945）博士起初并不确定爱因斯坦是否是普鲁士公民，但在他看来，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与德国密切相关，他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德国人。因此，德国公使应该代表爱因斯坦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8]
由于没有收到外交部的回复，纳多尔尼直接与普鲁士科学院联系。以前疏于法律条文的科学院，这时给德国公使的一个明确答复是：“爱因斯坦是德意志帝国公民”。这个回答属于刻意撒谎，因为科学院完全知道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当纳多尔尼把这一情况告知瑞士驻瑞典公使时，后者对这一回答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据他所知，爱因斯坦到柏林工作后，并未放弃瑞士公民身份；也没听说德国已经让爱因斯坦重新入籍。瑞士公使对于爱因斯坦是否真的获得了普鲁士公民身份是有怀疑的，但在德国公使的粗暴回答后，他放弃了为自己的国家“索要”爱因斯坦的努力。
纳多尔尼随后通知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关爱因斯坦的国籍争论已经平息，他将代表爱因斯坦出席颁奖仪式和随后举行的宴会以及国王陛下为获奖者举行的晚宴。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在诺贝尔奖庆祝活动后的一天，纳多尔尼从外交部得到消息，爱因斯坦确实拥有瑞士公民身份。这可让他尴尬不已。现在的问题是要保证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瑞典做演讲时，他的普鲁士国籍得到落实。为此，1922年12月18日，他给普鲁士文化部部长发电报，“请您尽早说明科学院认为爱因斯坦拥有或曾经拥有德国公民身份的原因。”
科学院经过详细审查，并请教法律顾问，于1923年2月13日向文化部提交了一份详细而确凿的报告。
爱因斯坦教授是普鲁士科学院的正式院士，因此拥有普鲁士国家预算中规定的职位。按照普鲁士高等院校正教授工资标准，他的收入是属于最高等级的。
科学院法律顾问一致认为，爱因斯坦教授是一名间接公务员(mittelbaren Staatsbeamten)。因此，他根据1920年5月4日的部颁法令于1920年7月1日就帝国宪法，1921年3月15日就普鲁士宪法进行了就职宣誓。从爱因斯坦教授作为普鲁士间接公务员的身份以及他进行公务员宣誓的事实来看，科学院的结论是，爱因斯坦先生因此获得了德意志帝国公民身份，即使他在出生时还不拥有这种身份。因为公务员只能是帝国的公民（另参见1920年11月普鲁士宪法第77条）。爱因斯坦教授早先通过入籍获得的瑞士国籍不受此影响，但对科学院来说，爱因斯坦教授无论如何最初都是德意志帝国公民。
这封由包括普朗克在内的普鲁士科学院四大常务秘书签字的信的副本已寄给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馆。
经过层层上报，由科学院起草的这份报告为爱因斯坦的德国国籍定了调，并通过外交照会在1923年4月9日提交给瑞士驻柏林公使。
与普鲁士科学院和德国政府想象完全相反，爱因斯坦并不认可这个加在他头上的德国国籍。他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当1913年开始考虑科学院对我的任命时，我的同事哈伯使我注意到，我的任命有可能会让我成为普鲁士公民。由于我对自己的瑞士国籍不能改变这一点看的很重，所以我最终接受这些任命与否取决于这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时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我相信部里的档案中能证明此事。此外，我知道我的同事哈伯和能斯特知道这件事。”[9]可是，当在档案中寻找1913年的这种承诺的证据时，却什么也找不到。
爱因斯坦对于将德国国籍强加在他身上的做法感到反感。当他从远东旅行回到柏林后，他希望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通过瑞士外交代表机构寄给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瑞典驻德国公使应诺贝尔奖基金会的要求，于1923年5月中下旬[10]将奖章和获奖证书一起面交给爱因斯坦。
1923年6月19日，在普鲁士文化部的一次讨论中，爱因斯坦没有反驳该部的法律意见，但要求“如果可能的话，他的普鲁士公民身份不应该被外界所知。”爱因斯坦希望隐瞒自己的普鲁士国籍，而科学院和帝国当局则希望隐瞒他的瑞士国籍。
从爱因斯坦继续用他的瑞士护照旅行的事实表明，他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科学院和帝国当局的意见。
直到1924年2月7日，爱因斯坦才准备公开承认，他除了瑞士公民身份外，还获得了普鲁士公民身份[11]。
但事实并没有完全了结。